等了一个月，回信来了。
信是张英亲笔写的，用的是南书房专用的笺纸，字迹端正平和，没有一丝火气。
信上先问了家中诸人安好，又问了桐城今年的收成如何，最后才提到那堵墙的事。
信的末尾，附了两行诗：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老周头读完信，气得差点把信纸给撕了。
他把信往桌上一拍，嗓门大得连隔壁院子都能听见：
“让？凭什么让？老爷在京城做官，少爷在翰林院当庶吉士，咱们张家怕他一个卖布的？这官司打到哪儿都是咱们有理，凭什么让？”
旁边几个仆人也跟着附和，一个个义愤填膺。
有人撸起袖子说要去找吴家理论，有人说要连夜进京找老爷做主，还有人骂老周头窝囊，说他在张家干了一辈子，连块墙根地都守不住。
是啊，这宅子是祖上的产业，也就是在大明的时候，就已经建好的。
可这吴家才搬来多久，还没有四十年！
他们来得晚，却想多占地盘？
任凭谁，也难以服气。
老周头被吵得脑仁疼，一拍桌子：“够了！”
院子里安静了下来。
老周头拿起那封信，又看了一遍。
他识字不多，但那两行字的意思他看明白了——让他三尺又何妨。
他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风吹进来，吹得信纸微微颤动。
他想起张英离家进京那年说过的话——
“咱家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平安稳妥。与人相处，能让则让。”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张英还是个穷书生，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袍子，背着一个小包袱，站在门口跟家里人告别。
老周头送他到巷口，他回过头来，拍了拍老周头的肩膀，笑着说：“周叔，家里就拜托你了。”
二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穷书生如今做了朝廷大员，可他说过的话，没变过。
老周头把信折好，揣进怀里，闷声说了一句：“拆墙。”
“周叔！”
“拆！”老周头吼了一声，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老爷的话，你敢不听？”
没人敢再说话了。
当天下午，张家的仆人开始拆墙。
那不是一堵简单的墙——青砖砌成，高一丈二，厚一尺半，是当年张英的父亲在世时亲手督造的。
墙缝里填的是糯米灰浆，结实得很，一镐头下去，只崩下来几块碎砖。
几个仆人轮流上阵，从午后一直拆到日落西山，才拆出了一个三尺宽的豁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