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军的旗号所到之处，各地的义军、溃兵、不堪契丹压迫的百姓纷纷响应。史弘肇几乎是一路招兵买马走过去的，到了晋州城下的时候，他带去的那支五千人的队伍已经膨胀到了一万两千人。
消息传回太原，刘知远看完战报，对郭威说了一句：“差不多了。”
六月十日，刘知远在太原即皇帝位。
这个时间点选得极为讲究。耶律德光的主力已经北撤到了河北境内，萧翰守在开封但兵力捉襟见肘，中原各地的反抗已成燎原之势。刘知远没有接受百官的劝进，而是自己宣告建国，国号为汉，年号仍沿用后晋的天福年号——这个细节意味深长。
“沿用天福年号？”有幕僚不解地问。
刘知远的回答很直接：“中原百姓习惯了天福这个年号，突然改元，大家不适应。再者——”
他笑了一下：“石敬瑭待我不薄，算是给他留个体面。”
当然，真正的原因大家心知肚明。沿用后晋年号，就等于向天下宣告，后汉是后晋的正统延续，那些忠于后晋的势力会更容易归附。这一手极为高明。
称帝之后，刘知远的动作明显加快了。
他一面下诏安抚各地百姓，承诺减免赋税、废除契丹人留下的苛政；一面命令诸路大军向开封方向推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
到了七月，萧翰眼看大势已去，弃城北逃。
刘知远不费一兵一卒，进了开封城。
入城那天，开封百姓夹道相迎。人群中有后晋的旧臣，有商贾百姓，也有各路义军的头领。刘知远骑在马上，一路走一路观察这座饱经战火的城市。断壁残垣随处可见，街面上的人大都面带菜色，但目光里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
他身边的史弘肇咧着嘴笑了一路：“主公，咱这仗打得太漂亮了！从头到尾就没打过一场硬仗，结果中原全拿下来了！这叫什么来着——”
“坐收渔翁之利。”郭威在旁边补了一句。
“对对对，坐收渔翁之利！”
刘知远没有接话。他看到了人群中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那孩子面黄肌瘦，正在哇哇大哭。他勒住马，从怀里掏出一块干饼递了过去。
妇人愣了一下，接过饼，跪地就磕头。
刘知远摆摆手，继续往前走。
郭威看在眼里，策马上前低声说了一句：“陛下，百姓苦契丹久矣。”
“我知道。”刘知远的声音很轻，“所以接下来要做的，比打仗难多了。”
他说得没错。夺取中原只是第一步，如何在一片废墟上重建秩序，如何让疲惫的百姓恢复生机，如何让那些在战乱中崛起的各路势力服服帖帖，桩桩件件都是天大的难题。
但那是后话了。
至少在那一刻，刘知远终于可以收起他那套“年迈体衰、旧伤复发”的借口，名正言顺地坐在这把他等了很久的椅子上，喝一杯真正安稳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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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说：
刘知远这个人，在《资治通鉴》里的形象极为复杂。我写他的时候，既不能否认他审时度势的本事，也没法忽视他那份近乎冷酷的理性。石重贵求援七次，他纹丝不动；开封城破，他坐视不管；契丹肆虐中原，他继续囤粮练兵。你可以说他自私、说他冷血、说他不忠不义，这些批评都有道理。但换一个角度看，如果他当时热血上头出兵勤王，结果会是什么？大概率是河东精锐尽丧，契丹铁骑踏破太原，中原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随之覆灭。他手里攥着的十万大军，不是他刘知远一个人的赌注，而是整个中原最后的底牌。什么时候打出这张牌，比打不打更重要。五代十国那个烂泥潭里，能活到最后并且建立王朝的人，没有一个是只靠运气。刘知远的“坐观成败”，本质上是在下一盘大棋。这盘棋的残忍之处在于，棋盘上摆着的，是无数人的身家性命。
作者说：
刘知远的故事总让我想起一句不太好听但很真实的话：历史奖赏的往往不是最勇敢的人，而是最后还站着的人。我们当然应该赞美那些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英雄——那些人是文明的火种，值得世世代代铭记。但刘知远提供的是另一种生存样本：极度的现实主义。他在整个后晋覆灭的过程中展现出的那种可怕的冷静，本质上是一种对“时机”的深刻理解。他能分清什么是情绪，什么是事实；什么是应该做的事，什么是做得了的事；什么时机必须隐忍，什么时机必须出手。这种能力在任何时代都极为稀缺。大多数人要么在该等的时候沉不住气，要么在该出手的时候犹豫不决。刘知远两者都没犯——他等了足足小半年，然后在短短两个月内完成了从割据一方到入主中原的跨越。这不是简单的“坐收渔利”，这是一场精心计算到每一天的战略规划。当然，这种极致的理性和现实主义也有它的代价：你很难用“仁义”这样的道德标签去赞美他。但这恰恰是历史的复杂之处——真实的历史人物，从来不是为了满足后世的道德审美而活的。
本章金句：
知道什么时候不出手，比知道什么时候出手，更考验一个人的分量。
如果你是文中的主人公……
如果你是刘知远，面对后晋的七次求援，你会怎么做？是按兵不动等待时机，还是不顾一切出兵勤王？又或者，你能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第三种方案？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选择，说说你的理由——历史没有如果，但选择总是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