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他们谈。让他们停止道歉，停止捐款。作为交换，政府可以不对他们进行调查。”
谈？怎么谈？他们连面都不露。”
“九条二郎在东京。他昨天还来经济产业省找过我。我可以约他。”
官房长官想了想。“行。你约。但记住，不要激怒他们。九条家虽然低调，但不是好惹的。”
福田点点头。“我知道。”
下午，九条二郎在银座的一家高级料亭里见到了福田一郎。料亭在一条小巷子里，门口挂着红灯笼，里面很安静，只有榻榻米和屏风。
福田坐在里面，面前摆着一壶清酒，两个杯子。
九条二郎走进去，鞠了一躬。“福田先生，又见面了。”
福田指了指对面的座位。“坐。”
“九条先生，你们那个道歉声明，动静太大了。”
“福田先生，道歉声明是‘战后反省会’发的，不是九条家。我们只是支持他们的行动。”
“别装了。我们都知道是九条家。八百亿日元，除了你们，谁拿得出来？”
“福田先生，您找我来，不是为了讨论道歉声明吧？”
“我想跟你们谈谈。停止道歉，停止捐款。作为交换，政府可以不对你们进行调查。”
“调查？调查什么？九条家的企业，干干净净。你们想查，随时来。我们不怕。”
“九条先生，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福田先生，道歉声明已经发出去了，捐款也已经到账了。收不回来了。您想让我们收回，除非时光倒流。”
“那你们想怎么样？”
“不想怎么样。只是想告诉世人，九条家虽然做错过事，但愿意认错，愿意弥补。不像有些人，做错了事，死不承认。”
“你这是在讽刺谁？”
“没有讽刺谁。说事实。”
“九条先生，既然你们不想谈，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福田先生，您想怎么不客气？继续在南岛国搞破坏？继续在日本国内给我们施压？继续让媒体炒作我们的‘原罪’？”
“你……你怎么知道？”
“福田先生，您别忘了，九条家在日本待了几百年。什么事不知道？什么人没见过？您以为，你们那些小动作，能瞒得过我们？”
福田的额头冒汗了。“你……你想干什么？”
“不想干什么。只是想告诉您，九条家不会因为有人搞破坏，就放弃南岛国的投资。也不会因为有人施压，就停止道歉和捐款。更不会因为有人威胁，就缩回岛上。”
“福田先生，时代变了。九条家也要变。您拦不住。”
福田的脸色惨白。九条二郎鞠了一躬。“福田先生，告辞。”
转身走了。福田一个人站在包间里，看着那壶清酒，手在发抖。
晚上，百合子在岛上接到了九条二郎的电话。
“二郎叔叔，谈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福田威胁我们，让我们停止道歉和捐款。我拒绝了。”
“拒绝得好。”
“但接下来，他们可能会更疯狂。百合子，你小心点。”
百合子点点头。“我知道。你也是。”
挂了电话，百合子站在窗边，看着那棵樱树。月光洒在叶子上，银光闪闪的。风吹过来，叶子沙沙响。
第二天早上，东京的报纸上又出了一条新闻——“战后反省会再捐二百亿日元，用于亚洲各国的历史教育。”
舆论又炸了。
有人在网上发帖。“这个‘战后反省会’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这么有钱？”
有人回复。“管他什么来头，捐钱就是好人。”
“捐钱就是好人？那杀人犯捐钱就不用坐牢了？”
“杀人犯是杀人犯，道歉是道歉。两码事。”
吵来吵去，没完没了。
一个退休的老教师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手里拿着报纸，看了很久。老伴端着一杯茶走过来。
“老头子，看什么呢？”
老教师把报纸递过去。“你看看。有人道歉了，捐钱了。”
老伴接过报纸，看了看。“八百亿？谁这么有钱？”
老教师叹了口气。“不管是谁，能站出来道歉，就是好事。我在战场上待了三年，见过死人，见过流血，见过惨状。那时候我就想，日本到底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想了七十年，终于想明白了。”
“想明白什么了？”
“做错了。从发动战争那天起，就做错了。”
“你为什么不早说？”
“不敢说。说了，会被骂。现在有人带头了，我才敢说。”
“老头子，你终于敢说了。”
“不是敢说了。是觉得，再不说话，就没机会了。”
阳光洒在阳台上，暖洋洋的。远处的东京塔，红白相间，在阳光下闪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