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29日，星期三，傍晚，日头偏西。蝉鸣从早到晚没断过，此刻终于弱了几分，像一把钝锯子拉累了，隔一阵才响一声。
莉莉走的时候把院门带上了。门板碰门框的声响闷闷的，隔了几秒才从藤萝架那边传过来。
我站在石桌旁边。三只空北冰洋瓶子还立在桌面上，瓶身上的水珠已经干透，只在石面留下三圈浅浅的湿痕。
风从沙河方向吹过来，把最东边那串豆荚吹得晃了晃。七颗没裂的豆荚在暮光里轻轻碰在一起，壳与壳相触，发出极细的脆响。
我把两本书抱在胸前，深蓝的《高等数学》压着浅黄的《古文观止》，书脊挨着书脊。
上楼的时候经过客厅，茶几上那封信还搁在原来的位置。米白色的信封，邮票贴得端端正正。母亲还没回来。
计划本摊在书桌上，7月29日那一栏已经画了钩，旁边写着“三瓶北冰洋。莉莉来了。”
我拿起笔，在
傍晚六点半，我跟母亲说出去转转，推车出院门。从我家到学校骑车大约五分钟。
拐过最后一个弯，四中的铁门出现在前方。门关着，旁边小门开着，门卫室窗户开着半扇，李大爷的报纸边角从窗台露出来。
我把车锁在门卫室旁边那排铁栏杆上。
李大爷从窗户里探出头看了我一眼，老花镜推在鼻梁上。“看成绩？”李大爷问，声音沙沙的。
“征文结果，李大爷。”我搓了一下后脖子，说。
“贴了，下午贴的。”李大爷把老花镜推回鼻梁上，报纸重新翻过一页，“红纸，在公告栏。你去看吧。”
我点了点头，往校园里走。
傍晚的校园比白天安静得多。操场上没有人，篮球架在暮光里投下长长的影子。
梧桐树叶子在头顶沙沙响，风从沙河方向穿过来，带着水汽和泥土的气味。
我走过贴满光荣榜的墙壁，拐过走廊拐角。公告栏就在前面。
一整面墙上贴着几张红纸，其中最上面那张崭新，四角用图钉固定着。红纸边缘被风吹起一小角，又落回去。
暮光从西边斜着照过来，把红纸照得温润发亮。墙根底下放着一摞刚到的《中国青年报》，头版是长江抗洪的报道，黑体标题隔着老远都能看清。
我在公告栏前站定。
红纸上的标题用墨笔写着：“香港回归一周年征文比赛评选结果”。字体工整，蓝黑色墨。
往下移，落在“一等奖”那一栏。
第一个名字写着：“陈莫羽《紫荆花开的时候》高二文班”。
我的指腹在裤缝上按了一下。
高二文班”。第二行：“王梅《沙河边》高二文班”。
我的目光在“慕容晓晓”三个字上停了一拍。
红纸上的墨迹在暮光里泛着微微的光泽。“慕容”两个字的笔画饱满，“晓晓”两个字的收笔干净利落，起笔处有一道极细的连笔。
我伸出手，指腹在“慕容晓晓”三个字上轻轻蹭了一下。墨迹早已干透，但纸面有一层极薄的涩感。
指腹划过的时候，像是蹭到了那些字在纸上留下的凹槽。一道极淡的蓝黑印痕留在指尖，几乎看不见，但确实在。
“郑州的夏天。”
我把这个标题在心里念了一遍。晓晓没跟我说过。
电话里晓晓提过背《过秦论》、提过卖衣服、提过周老板夸她手快，但从没提过写征文的事。
王梅前天在投稿箱前说“她写的应该也是同一个题目”。我当时应了一声“那挺好”，但心里一直悬着。
现在那行字落在红纸上，和我的名字隔了不到三寸的距离。
两封信，一封从油田出发，一封从郑州出发，在同一个下午汇合。
“陈莫羽。”
身后传来孙平老师的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股子刚上完课还没散尽的余温。
我转过身。孙平老师站在走廊那头，手里拎着一个灰色公文包，衬衫袖口挽到肘弯，额头上一层薄汗。
孙平老师神似葛优的那张脸上挂着一丝极淡的笑意，但嘴角压着，没全放出来。
花镜从衬衫口袋里滑出来一截，镜腿挂在口袋沿上，随着孙平老师走路的步子轻轻晃。
孙平老师暑假里隔天来学校处理高三补课的事，今天大概是又忙了一下午。
“孙老师。”我搓了一下后脖子。
“你那个《紫荆花开的时候》，”孙平老师走过来，在我旁边站定，公文包搁在脚边，目光落在红纸上，“戴玉主任看了两遍。评的时候说，这个一等奖不给说不过去。”
“戴主任——”我开口，声音放低了一点。
“她是你政治老师，评作文的时候她不知道是你写的。”孙平老师偏过头看了我一眼，“她说这篇文章里有一根线，从开头串到尾，开头是香港回归的电视画面，结尾是藤萝架下的电路图。她说这个构思不像中学生写的。”
我耳根热了一下，手指在书脊上轻轻压了压。
“那篇《郑州的夏天》——”孙平老师的语气转了个弯，目光重新落在红纸上，停在“慕容晓晓”那三个字上，“你看了没有？”
“还没。”我说。
“我看了。”孙平老师把手插进裤兜里，下巴微微抬了一点，目光从红纸移向走廊尽头那棵梧桐树，“晓晓写的是郑州的夏天。写了银基商贸城的柜台，写了二七广场的天桥，写了德化街的夜市。写到最后落在一封信上，信封上贴了邮票，收件人写‘江河油田四中校刊编辑部’。”
孙平老师顿了一下，声音放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