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后来……后来就变了。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可能是从当上副县长之后，圈子变了，身边的人变了，说话的方式变了，看问题的角度也变了。我开始觉得，光干事儿不行，还得有关系，还得有人脉，还得有……还得有退路。”
“退路？”我重复了一下这个词。
“对，退路。”林国良的声音低沉下来，“当官这个事情，你往上爬的时候，人人都捧着你。可一旦你出了事，或者退了休，你就什么都不是了。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在位的时候前呼后拥，退了之后连个上门的人都没有。我不想变成那样。我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给儿子留一份家业。”
“所以你收了那些钱。”
林国良没有回答，但他的沉默本身就是最好的回答。
我把另外几份材料也推到他面前。恒通路桥的工程合同、他儿子所在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他妻子账户的理财记录——这些材料摞在一起，像一堵越砌越高的墙，而他就在墙的另一边，无处可逃。
林国良一份一份地看过去，翻到最后一份的时候，他的手停了下来。
那是他儿子大学毕业时的照片。一张普通的五寸彩照，是专案组在他家书房抽屉里找到的。照片上的年轻男孩穿着学士服，站在大学校门口，笑得一脸灿烂，而林国良站在他旁边，搂着儿子的肩膀，脸上带着一种父亲特有的骄傲。
“你儿子今年多大了？”我问。
“二十七。”林国良的声音有些沙哑。
“他现在知道你在哪里吗？”
林国良的手开始发抖。
“我让人通知他你出差了。”我继续说，“但这不是长久之计。迟早有一天，他会知道真相。你想过没有，到那个时候，你怎么面对他？”
这句话像一把钝刀，不锋利，但一下一下地切进林国良最柔软的地方。
他的眼眶终于撑不住了。眼泪顺着那张保养得体、皱纹尚浅的脸庞滑下来，没有声音，就那么静静地在脸上流淌。
一个在东林市呼风唤雨十几年的常务副市长，在这一刻，哭得像个孩子。
“我……我对不起他。”他的声音哽咽得几乎听不清，“我也对不起我爹。他在天上看我呢，他看到我这个样子……”
他没有说下去。
讯问室里只剩下压抑的抽泣声和摄像头发出的极其微弱的电流声。
我没有递纸巾。
不是因为冷酷，而是因为有些眼泪，值得一个人流完。
林国良哭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平静下来。他用袖口擦了擦脸，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看着我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一五一十地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