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蓝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袖口挽到小臂，露出腕骨上一道浅浅的旧疤——那是1981年他从海外带第一批实验数据回国的时候，在港口挤着搬资料箱，被铁皮划出来的。
他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布满了红血丝，却亮得惊人，正低头盯着手里的临床试验报告，指尖在“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两个名字上反复摩挲。
“于教授，您看！这是第三批动物实验的最终数据，降压有效率比我们之前预估的还高7个百分点，降脂的安全性也完全达标，完全符合我们之前定的标准！”
年轻的实验员小周抱着一摞厚厚的记录本冲进来，额头上的汗顺着鬓角往下流，声音因为激动都在发颤。
于蓝接过那摞还带着油墨温度的报告，指尖一页页翻过那些密密麻麻的曲线和数字，五年前在轮船上望着祖国方向的画面突然撞进脑海里。
1981年他在海外拿到顶尖学府的药学博士学位，导师劝他留在那边继续做研究，开出了旁人想都不敢想的优渥条件。
可他看着报纸上国内老百姓“吃不起药、吃不对药”的新闻，当天就收拾了行李。
拿到学位的第九天，他就登上了回国的轮船，连自己的博士论文副本都没来得及带走，怀里紧紧抱着的，只有装满了心血管药物前沿研究资料的两个铁皮箱子。
“小周，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开项目会的时候，在黑板上写的那句话吗？”
于蓝的声音有点哑，抬头看向实验室后面的黑板，上面用白色粉笔写着一行字：“让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吃得上安全、便宜的好药。”
小周用力点头，眼眶一下子红了：“怎么会忘啊！那时候咱们实验室连个恒温培养箱都凑不齐，冬天没有暖气，大家裹着军大衣守在仪器旁边，你说，国外的药企能做出来的药，咱们自己也能做出来，而且要做得更适合咱们国人的体质。”
正说着，实验室的门被推开，参与联合研发的医科院张教授、医科大学的刘教授几个人一起走了进来。
每个人手里都攥着刚从印刷厂取回来的新药临床试验批件，红色的公章在白色的纸张上格外醒目。
“于教授！批下来了！卫生部的批件刚送到，咱们的降压药和降脂药，正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了！”
张教授走上前，重重拍了拍于蓝的肩膀，老人的手因为激动都在抖。
“我搞了一辈子药学研究，年轻的时候亲眼见过老百姓因为买不起降脂药，最后脑血栓瘫在床上的样子，今天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于蓝站起身，和几位老教授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五年来的日日夜夜突然在眼前闪过：为了验证药物的长期安全性，团队里的几个年轻小伙子主动当起了志愿者，亲自试服样品，记录下每一个身体指标的变化。
太不容易了啊！
好在，后来有了华康研究所，有了那位华侨沈念华的资金支持以及科研资料的指引。
要不然，他们不可能这么快突破！
“张教授，刘教授，咱们终于有突破了！”于蓝的声音带着点不易察觉的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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