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筷子挑散了，搅和两下，喝完最后一口。
下午三点，第三空降师的全体官兵在营区的礼堂里收看了最新一期的战况通报片。
银幕上放的是苏联太平洋舰队的登陆演习画面，还有平壤会议上东大将军敲地图的片段。
通报片放完之后，加映了五分钟的短片，是柏林电影制片厂专门为伞兵部队拍的——画面是训练场上伞兵从塔台跳下的慢镜头，配乐简单，一架钢琴弹着进行曲的调子。
短片的最后一段画面：
一架JU-52的舱门打开，一个伞兵跨出去的瞬间被定格，背景是柏林六月的天空，蓝得不像真的。
镜头暗下去的时候，礼堂里有人吹了声口哨——尖的，短的，像是情不自禁。
接着有人开始鼓掌，稀稀拉拉的，然后连成一片，两百多双手拍在一起，在冷清的礼堂里撞出回响。
赫尔曼坐在第五排，他把双手搁在膝盖上，掌心朝上，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那是一双做过钳工的手，骨节粗大，掌纹里嵌着洗不掉的机油痕迹。
他把掌心翻过来，又翻过去，像在确认这双手还是自己的。
外面开始飘雪了，薄薄的，落在礼堂的窗户上立刻就化了，留下一条细长的水痕，像一道透明的小河。
明天登车，二十五号到朝鲜。
十二月二日的早晨，他会站在机舱门口，背上伞包，等信号灯变绿，然后一步跨出去。
他抬头看了一眼礼堂正前方的墙上挂着的标语，红底白字，写着：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他轻声念了一遍，那七个字他从小就会背，但今天念出来的声音，跟以前不一样了。
..........
十一月二十二日，清晨五点半。
滕珀尔霍夫机场的探照灯把跑道照得惨白，雪已经停了，但地面上积了薄薄一层，地勤人员用扫帚和铁锹清出了一条通道，黑灰色的沥青在雪地里像一道长长的伤疤。
赫尔曼背着自己的伞包站在运输机旁边的队列里。
伞包有二十多斤重，压得肩膀往下沉，但他早已经习惯了。
他的右手拎着一支GeWehr38短步枪，枪托上贴着一块白胶布，上面用铅笔写了他的编号——K-3704。
这个号码从入伍那天就跟着他，印在每一件装备上，印在入伍证上，也印在他左胸内侧的那块小铝牌上。
铝牌两面都刻了字，一面是编号，另一面是血型。
如果赫尔曼不幸阵亡，他的尸体被收回去的话，牌掰成两半，一半随遗体走，一半留在部队。
赫尔曼摸过那个铝牌——凉的，硬的，边缘似乎还有点毛刺——每次摸到它，他就知道自己在哪儿了。
排在他前面的是埃弗朗克。
弗朗克正在检查自己的伞包绳，两根手指顺着拉索的走向捋了一遍，然后拍了拍伞包侧面的扣件，确认卡牢了。
他的枪挂在右肩上，枪托拿一块布包了一层，用细绳绑着，防止磕碰。
两人跟着队列登机。
机舱门矮，得弯腰才能进去。
里面的空间不大，两排折叠帆布座，沿着机舱壁排开，中间留一条窄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