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第三师到了两个团，剩下一团傍晚到。”
谢尔盖耶夫松开手，往院里指了指，
“东边那排房子是你们的。暖气刚修好，水管还没有铺设好，要到井里打。”
当天傍晚，最后一架运输机在南浦机场降落。
第三空降师的最后一个营在暮色中走进营区，铁皮屋顶的烟囱冒出第一缕炊烟。
从柏林出发到朝鲜半岛完成集结，前后用了不到七十二小时。
第二天上午，苏联、法国和德国的军官在营区食堂开了一次联合协调会。
食堂的长桌是旧木拼的，苏联方面的代表是谢尔盖耶夫中尉和一个年纪大些的少校——后者叫沃罗宁，灰白短发，说话慢条斯理，政治副职的肩章，但眼睛里有一种老练的锐利。
沃罗宁先开口：
“德国同志的伞兵部署效率很高。
从下飞机到完成营连建制编组，用时不到一天。
我看过你们的人员花名册——百分之七十以上有实战经验，其中参加过西班牙、冰岛或纽芬兰作战的超过四成。
这个比例，在整个联军里面也是最高的。”
赫尔曼作为二排排长列席会议，坐在长桌末端。
他听到沃罗宁说这些的时候，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
法国方面的代表是之前露面过的皮埃尔·杜瓦尔少校，他补充说：
“我注意到了德国同志在飞机上的行军纪律。
从柏林到朝鲜，飞行时间将近三十个小时，分三段航程，中间在明斯克和阿拉木图各停一站。
你们的人在机场转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掉队，没有一个人违令吸烟，没有一个人脱离编队去买东西。
这种纪律，说实话，我在法国军队里没见过。”
沃罗宁接过去，转向德国方面的带队长官——一个叫魏斯的上校，四十出头，干瘦，脖子上有一道旧疤：
“魏斯同志，我能不能问一个不完全是军事方面的问题？”
魏斯把水杯搁在桌上，双手交叉：
“请说。”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沃罗宁指了指桌上的人员花名册，
“我指的不光是纪律和训练。
我看过你们空降兵的选拔流程——全军的尖子里面再筛三遍，政治课和文化课一样不能少。
这样筛出来的人，为什么不挑刺？
为什么没脾气？
我觉得伞兵在任何国家的军队里都是最难管的一批兵，我们苏联的空降兵也跳伞，但跳完了照样喝酒闹事。
你们的兵，年纪轻轻，从飞机上跳下去眼都不眨，落地之后连根烟都不抽就先检查装备。
这个靠什么？”
魏斯没有立刻回答。他转头看了看赫尔曼，示意他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