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理在它利用了人心里的一个东西——归属感。
你从被教育，你是日本人，你属于这个国家，你要忠于它。
这个想法本身没有错。
人是需要归属感的，需要觉得自己属于一个群体。
但问题在于——谁来定义这个群体？
是那些坐在东京办公室里发号施令的人，还是你母亲那样在灶台前煮饭的人呢？
高桥会，日本是你的国家，天皇是你的父亲。
但他不会告诉你，你母亲那袋米是朝鲜农民种的，你家里面的那瓶药是德国工人造的。
他不会告诉你，这个世界不是按国界分的，是按阶级分的。”
中村把粥碗推到一边，双手搁在桌上，十指交叉。
他的声音不快，但每一个字都得很重：
“你知道韦格纳同志吗？”
吉田摇了摇头。
“我只了解那么一点，但我在朝鲜的时候就听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是的，韦格纳同志是德国人民委员会主席。
二十年前，他在德国的战壕里带着士兵起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德国。
他有一句话，我在党校学习的时候背过——他：
‘新的政权不欠人民一个天堂，但它欠人民一条能走的路。
天堂是走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
画出来的天堂，老百姓看一眼就撕了。’”
中村顿了顿，看着吉田的眼睛：
“你刚才你担心新政府画大饼。
我告诉你，韦格纳同志自己就过——谁向老百姓许诺明天就能吃上山珍海味，谁就是在骗人。
革命不是魔法。革命是把原来抢东西的人赶走，把东西还给干活的人。
但干活的人能不能吃饱，还得看天，看地，看种子，看肥料，看市场，看很多很多。
我们能做的是——把旧的不公平打碎，让新的公平长出来。
长出来需要时间。
如果你等不了，你可以走。
如果你想等，可以留下。
但没有人会骗你明天就万事大吉了。”
吉田听着，手指慢慢松开了。他想了一会儿，问了一句：
“那你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中村笑了笑，那个笑很淡，嘴角往上牵了一下就收回去了：
“目标是——有一天，朝鲜的农民和日本的农民，中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都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商量今年种什么、炼什么、卖什么。
没有人拿刺刀逼着谁交租，没有人拿宪兵队押着谁上船。
听起来很远，对不对？”
吉田点了点头。
“是很远。”
中村，
“韦格纳同志，可能要用二十年，可能要用五十年，可能我们这一代人都看不到。
但我们已经走了二十年了。
你家里面现在有米吃，有药吃，不用交‘爱国粮’了。
这不是终点。
这是路上的一段。
你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跟着我们继续往下走下去呢？”
他站起来，从桌上拿起那张空白的纸，折好，递给吉田。
吉田接过去，攥在手里。
“你刚才了高桥的事。”
中村，
“这是很重要的情况。
我们会处理。
但关于你——我不问你要干什么，也不给你派任务。
你回去，把你家里人照顾好。
那张纸，你留着。
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再来找我就行。”
吉田站起来，把纸折好放回口袋。
他走到门口，停了一步，回头看了一眼。
中村已经坐回桌前，重新拿起那碗凉粥喝了一口，然后拿起铅笔继续核对表格。
窗外的光线照在他的侧脸上，把他的颧骨和眼窝照得很分明。
吉田走下楼梯，推开办公室的大门。
外面的天已经亮了，街上有行人在走动，粮食发放点还没开门，但门口已经有人在排队了。
他站在门口，深深吸了一口气，冷空气灌进肺里，凉透了。
他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张折好的纸。
纸还是空的。但他心里有一个东西，不是纸，是一句话。他想不清楚那句话是什么，但他觉得它在那里，像一粒种子，刚刚碰到土，即将要发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