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大茂说的是“盯着人家媳妇”，信里写的是“与贾家走动频繁，日常多有照应”。
事实还是那些事实，但剥掉许大茂的语气和形容词之后，剩下的只是一个人的真实处境。
二十七岁，单身，父亲弃家而去，妹妹靠邻居照顾，
自己一个人扛着一个食堂的后厨，压力大了就喝酒，攒不下钱，跟邻居关系处得不错。
这不是一个坏人。这是一个有些狼狈的人。
陈雅琴把信折好，放进了抽屉最里面。
她心里对何雨柱的看法确实变了。不是变坏了，而是变具体了。
以前她看到的只是那个在阅览室里送奶糖、在食堂里介绍回锅肉的“好人何师傅”，
现在她知道了这个人身上背着的东西：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一个需要照顾的妹妹，一个烂摊子一样的家庭。
这些不是他的错，但他确实没有处理好。
他对妹妹疏于照顾这件事，让陈雅琴格外介意。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亲妹妹都没有照顾好，又怎么指望他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丈夫？
他也很没有分寸感，即使他的热心肠是真的，但和那个叫李春花的女人走的也有些近了。
至于许大茂，陈雅琴对他的判断也在这几天里逐渐成型了。
她说不上讨厌他，但绝对不会考虑跟他有任何超出点头之交的关系。
一个人品端正的人不应该在初次单独见面时就迫不及待地诋毁别人，这种行为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何雨柱在她心里的位置，从一个“可以考虑的模糊对象”，
变成了一个“需要更长时间观察的复杂对象”，而许大茂则直接从起跑线上被淘汰了。
她把这件事暂时搁下了。
年底文化馆要办元旦联欢，排练和筹备的事务堆了一桌子，够她忙一阵子的。
接下来几天，傻柱感觉到了明显的变化。
以前他约陈雅琴，虽然约十次她只应两次，但至少那两次她会来。
来了以后虽然话不多，但气氛不僵，偶尔她还会主动问他一个问题，
问他在食堂忙不忙，问他最近厂里放了什么电影。
她问问题的时候总是很认真，眼睛看着他，不急不躁地等他把话说完。
傻柱喜欢这种感觉，觉得被人认真对待。
可现在不一样了。
他上周托马媒婆带话，想约陈雅琴星期天出来吃个饭，马媒婆第二天就回了话：“陈姑娘说年底忙，这段时间都没空。”
他又试着往文化馆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阅览室另一个工作人员，说陈雅琴正在整理图书，不方便接电话。
挂电话的时候，傻柱分明听到那头背景音里有人在轻声说话，像是陈雅琴的声音。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连她的联系方式都只有一个文化馆的公用电话。
如果她不在电话旁边，他就找不到她。
如果她不想接电话，他就永远打不通。
这种感觉糟透了。
他一个人在食堂后厨切着土豆丝，菜刀咚咚咚地剁在砧板上，力道越来越重。
他不是傻子，他见过陈雅琴之前对他的态度，虽然不热络，但至少是开放的，愿意接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