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笺摊在办公桌上，纸页边缘已经被人捏得发皱，墨迹洇开了一小块，像是写信人落笔时手在抖。
办公室里的人一个接一个凑过来，脑袋挤成一圈，没人说话，只有呼吸声此起彼伏。
有人看完别过脸去，攥紧了拳头，指节发白。
有人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再戴上时，眼眶已经红了。
那是1977年的冬天，江苏省招生办的临时办公室里，暖气烧得不旺，窗玻璃上结着一层薄冰，可所有人的脸都涨得通红。
他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这考生父亲的案子，十有八九是桩冤案。
可招生办不是法院，没有翻案的权力，只能发函请地方重新核查。
眼下最棘手的，是信里夹着的另一份材料。
材料上白纸黑字写着，其父被处决后，这名考生曾在学校和同学争抢铅笔刀，失手划破了对方的手。
就这么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被人上纲上线，定性成了阶级报复。
这四个字，像一把生锈的锁，死死扣住了考生的档案。
哪怕父亲的案子将来平反，只要阶级报复的结论不撤，这孩子照样跨不进大学校门。
胡星善盯着那四个字，胸口像堵了一团棉花，闷得喘不上气。
他猛地一拍桌子，茶杯盖震得跳了一下，茶水溅出来几滴。
不能让这孩子就这么被冤枉了！
他深吸一口气，压下翻涌的情绪，声音却还是带着颤。
立刻联系常州市招办，请求他们重新复查，越快越好！
恰好，常州市教育局派了个叫张伟松的干部，在录取现场协助工作。
胡星善找到他时，张伟松正蹲在走廊里啃一个冷馒头，就着一杯白开水。
听完考生的事，张伟松把馒头往口袋里一塞，站起身来。
他个子不高，脸膛黝黑，是那种常年在基层跑的模样，裤腿上还沾着没拍干净的泥点子。
胡主任，这事交给我。
他没说漂亮话，就这一句，语气却沉得像石头。
胡星善一把攥住他的胳膊，力道大得自己都没察觉。
伟松，扩招本科已经结束了，只剩专科录取的口子，你必须快去快回，多耽搁一分钟，这孩子的希望就少一分。
张伟松点了点头，转身就走，连外套都没拿。
那天晚上，南京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雪花砸在玻璃窗上，沙沙地响，像有人在外面撒沙子。
胡星善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翻来覆去看那封信，直到后半夜才合眼。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爬起来，急匆匆往食堂赶，想催张伟松趁早出发。
一推食堂门，热气扑面而来，混着粥香和咸菜的味道。
他一眼就看见了张伟松。
那人正坐在靠窗的餐桌前，慢悠悠地喝着粥，就着一碟咸菜，神态安然，跟昨晚那个转身就走的急先锋判若两人。
胡星善心里一下，火气腾地就上来了。
他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脚步重重地踩在水泥地上。
伟松，你怎么还在这儿吃早饭？
他压着嗓子，语气里的责备却藏不住。
那孩子的事十万火急，你倒是稳坐钓鱼台！
食堂里几个吃饭的人抬起头，好奇地往这边看。
张伟松却不恼，抬起头来，冲他笑了笑。
他眼底布满了红血丝，眼窝发青，嘴唇干裂得起了皮，笑容里带着一夜未眠的疲惫。
胡主任，你别急。
他放下粥碗，用手背抹了抹嘴。
我昨晚就已经赶回常州了。
胡星善一愣，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来。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往前凑了半步。
你说什么？你昨晚就回去了？
是啊。
张伟松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手指按在眉心，轻轻转了两圈。
我昨晚连夜坐火车赶回去，下了车就骑着自行车满城跑，挨个敲门找负责人签字。
市招办、市教育局、市政府招生领导小组，三级党组织的公章，我一个不落，全盖齐了。
政审结论也改过来了，阶级报复那四个字，撤了。
他说得轻描淡写，像在说今天的粥熬得不错。
可胡星善听得手心全是汗。
那年月，三级公章意味着要跑三个单位、找三个负责人、过三道审批，正常流程少说也要三五天。
天不亮我就往回赶，绿皮火车上站了一路，困得直打盹，脑袋磕在椅背上磕了好几回。
张伟松端起粥碗，大口喝了一口，热粥顺着喉咙下去，他长长地舒了口气，像是终于缓过劲来。
胡星善站在原地，脸上的责备早就散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愧疚和赞许。
他走上前，重重地拍了拍张伟松的肩膀，手掌落在那单薄的棉衣上，能感觉到底下的骨头硌手。
是我急糊涂了，错怪你了。
他声音有些发哑。
伟松，你这趟，立了大功了。
张伟松嘿嘿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发黄的牙，疲惫的脸上有了点光彩。
被人理解的滋味，比一碗热粥还暖。
又过了几天，办公室里不忙的时候，张伟松才拉着胡星善，在走廊尽头的窗户边，低声说起了一段往事。
他说，当年那位老红军被带走的时候，他就在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