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夏天，太阳毒得很，柏油路被晒得发软，踩上去能留下脚印。
他和满街的市民一起，站在路边，看着那位战功赫赫的老人被押着走过。
老人没低头，腰杆挺得笔直，目光从人群上扫过，平静得像一潭深水。
那一年，张伟松才十几岁，吓得浑身发抖，想喊什么，却被身边的大人死死捂住了嘴。
他眼睁睁看着老人被带走，什么也做不了。
这份愧疚，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一扎就是十几年。
所以那天胡星善找到他，说起这个考生的身世，他几乎是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他说，他欠这位老英雄一个交代。
胡星善听完，久久没有说话，只觉得鼻子发酸。
窗外的雪已经停了，屋檐上挂着冰凌，阳光照上去，折射出细碎的光。
张伟松还说了一件事，胡星善听完，半天没回过神来。
那天夜里，为了赶时间，张伟松凌晨三点就敲响了分管招生的副市长家的门。
副市长披着军大衣出来开门，脸色很不好看，任谁半夜被人敲门都不会有好脸色。
可当张伟松递上那份政审材料，说出考生父亲的名字时，副市长的手猛地一颤。
材料差点掉在地上。
因为这位副市长，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主办那位老红军案子的公安局长。
屋里的灯昏黄，十五瓦的灯泡吊在天花板上，照在副市长脸上，明暗交错，看不清表情。
他就那么站在门口，拿着材料，一页一页地翻，翻得很慢。
手指在某些字句上停住，微微发抖。
张伟松站在他对面，没有多余的客套，也没有求情的话。
他只是挺直了腰杆，目光直视着对方，一字一句地说。
老领导，这孩子的事，您必须管。
不能让老英雄的孩子再被冤枉，不能让人才就这么埋没了。
副市长抬起头，看着张伟松的眼睛。
两个人就那么对视着，楼道里安静得能听见挂钟的滴答声。
许久，副市长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得又沉又缓，像是把压在胸口十几年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他转身回屋，拿出钢笔，拧开笔帽，在材料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披上外套，跟着张伟松出了门，连夜跑了剩下的所有手续。
那天晚上，两个曾经在不同位置上见证过同一段历史的人，骑着自行车，在常州空荡荡的街道上穿行。
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又很短。
胡星善听到这里，眼眶已经湿了。
他没想到，这一趟复查的背后，还藏着这么一段故事。
更没想到，当年的办案人，会用这样一种方式，给自己的良心一个交代。
后来，这名考生终于搭上了1977届高考录取的末班车。
录取通知书送到招生办那天，是个难得的晴天。
考生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纸，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
然后他就哭了。
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蹲在招生办门口，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
他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声音沙哑，到最后已经泣不成声。
胡星善站在窗边看着，别过脸去，偷偷抹了把眼角。
他知道，这声里，藏着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回绝望到想放弃的瞬间。
随着扩招的推进，政审条件也在一步步放宽。
尤其是这年三月的临时扩招，政审标准比一月份录取时又松了不少。
很多之前被卡下来的考生，这次都被划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顺利拿到了录取资格。
那些曾经被人戳着脊梁骨叫狗崽子的知青，终于可以抬起头来，凭着自己考出来的分数，走进大学校门。
不用再因为出身，因为父辈的事，被拦在门外。
胡星善每次和同事聊起这些，都兴奋得眉飞色舞，眼睛里闪着光。
他说，他们干的不只是招生的活。
他们是在给国家挑苗子，给民族选未来。
每一份从他们手里发出去的录取通知书，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
这种感觉，比任何嘉奖都让人踏实。
1977年，党中央做出恢复高考制度的决策，像一道惊雷，劈开了笼罩十年的阴霾。
知识重新被尊重，人才重新被重视。
那些被埋没了太久的希望，终于等到了破土而出的一天。
这一年，江苏省原计划招生八千多人，后来扩招近五千人；1978年计划招生一万四千人，最终扩招到一万七千人。
两届合计扩招后，录取人数比原计划整整翻了一倍。
这不是冷冰冰的数字。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年轻人的命运，一个家庭的悲欢，一个国家的未来。
胡星善把那封考生寄来的感谢信，小心翼翼地夹进了笔记本里。
笔记本的扉页上，他用钢笔写了一行字。
为国选才，不敢懈怠。
写完，他合上笔记本，抬头看了看窗外。
雪已经化了，枝头冒出了新芽，春天快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