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首次恢复，上线考生人数远超高校原有招生计划，无数成绩优异的学子，差一步就错失读大学的机会。
为了最大限度挖掘教育潜力，不辜负万千学子的苦读付出，国家紧急出台扩招政策，全力满足上线考生的升学愿望。
1978年2月28日，教育部正式下发红头文件，《关于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走读生和增加招生名额的通知》传遍全国各大高校。
文件明确规定，1977级新生起，各大高校可在国家原定招生计划之外，扩招社会急需专业的走读生，优先吸纳1966、1967届滞留高中生。
这一纸公文，彻底改写了数十万人的命运。
全国本科院校扩招两万三千人，大专院校扩招四万人，总扩招人数达到六万三千人，整体扩招比例高达29.3%。
空前的扩招规模，让无数险些落榜的学子拿到了大学入场券，也催生了一大批特殊的高校走读生。
这群走读生的大学生活，没有半点青春烂漫，只剩数不尽的艰辛与心酸，演绎出无数啼笑皆非、又令人动容的故事。
政策传开的那一刻，整个广东地区的考生彻底沸腾了。
在那个年代，能考入广州的高校，意味着跳出小地方，扎根大城市，是普通人最大的荣耀与机遇。
为了抓住补录的最后机会，为了能被广州高校录取，无数考生想尽一切办法。
几乎所有填报补录志愿的考生，都会在资料栏里刻意备注：本人有亲属定居广州，具备完整走读条件。
简简单单一句备注，在当时就是踏入广州高校的敲门砖。
靠着这份虚假或真实的走读证明，一大批成绩达线的考生成功圆梦，顺利被广州各大高校录取。
而走读生的核心规则，一旦填报确认，学校便不提供任何宿舍床位、不包住宿，所有住宿、起居问题，全部由学生自行解决。
对于原本就定居广州、有家可归的本地考生来说，走读不过是每天往返家校，毫无压力。
可对于绝大多数外地考生而言，这一纸走读证明，是他们硬生生“凑”出来的升学资格。
他们本就没有任何广州住宿条件，为了读大学，只能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填报走读志愿。
也正因如此，这一届扩招的外地走读生，过上了全校最艰苦、最煎熬的大学生活。
家境稍微宽裕一点的学生，为了有个安身之处，几人抱团凑钱，在学校周边的农家村落，租下一间闲置破旧的老房子。
那种农村旧屋常年不见阳光，墙体返潮发霉，墙角永远挂着湿漉漉的青苔，地面坑洼不平，一到阴雨天就满地积水。
白天在窗明几净的教室听课，晚上就要挤进阴暗潮湿的农舍，伴着蚊虫叮咬度过漫漫长夜。
但对于当过知青、下过乡的学子来说，这样的环境早已见怪不怪。
他们在乡下插队时，住的是土坯房、茅草屋，睡的是稻草铺，吃的是粗粮野菜，条件比这艰苦百倍。
两相比较，能在城里读书、能坐在大学课堂里求知，哪怕住得简陋，也远比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田日子幸福百倍。
可对于那些从未吃过苦、在家娇生惯养的城市学生来说，这样的生活简直是地狱。
他们从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未碰过柴米油盐，连基本的生火做饭都一窍不通。
七十年代末的街边饭馆寥寥无几，且价格昂贵、需要粮票，普通学生根本消费不起。
不会做饭、没有渠道下饭馆，这群娇生惯养的学生，常常只能对着一堆米面蔬菜束手无策，硬生生饿肚子。
后来几个下乡归来的知青学生搬入合租农舍，才算彻底解决了吃饭难题。
大家商量之后定下规矩，所有人每月统一上交粮票、菜票和少量现金，由知青轮流掌勺、统筹做饭。
大锅饭虽然简单粗糙，却总算让每个人都能吃上热饭热菜，不用再挨饿度日。
吃饭问题勉强解决，可住宿的窘迫，始终无人能解。
为了最大限度节省租金，往往七八个人挤在一间不足二十平的小房间里，床铺根本不够用。
没钱买新床，大家就四处捡废弃的木板、石块，亲手拼凑出简易床架，架在地面充当床铺。
为了缓解木板的坚硬硌人，所有人都从家里带来干燥稻草，厚厚铺在木板上，勉强能躺下休息。
狭小闭塞的房间里，挤着七八个正值壮年的年轻人，卫生条件极差。
臭脚、汗湿的旧袜子、久穿不洗的粗布衣裳、混杂着年轻人浓重的腋臭，再加上房间常年潮湿不通风，屋内常年弥漫着一股刺鼻、令人作呕的异味。
这种味道缠绕在衣物、被褥、墙壁上，挥之不去，久而久之，连每个人的身上都带着一股洗不掉的霉味。
更折磨人的是夜间的喧闹。
年轻人精力旺盛，白天埋头上课，晚上挤在狭小的房间里，根本无法静心学习。
大家无所事事，就凑在一起闲聊打趣，偶尔聊起市井闲话、趣味段子，越聊越亢奋，常常哄闹到深更半夜。
聊得尽兴的人倒头就睡，呼噜声震天响，粗犷的声浪撞击着老旧的房梁。
屋梁上堆积多年的黑尘、蛛网串串被震得簌簌掉落，落在熟睡人的被褥、头发上，无人顾及。
睡眠浅、心思重的学生，根本无法在这样的环境里入睡。
一旦被呼噜声、吵闹声惊醒，后续整夜都只能睁眼到天亮，精神备受煎熬。
久而久之，不少人熬出了严重的失眠、神经衰弱，身体彻底垮掉。
哪怕后来房间只剩自己一人，耳边也会隐隐响起喧闹声、呼噜声，幻觉缠身，夜夜难眠。
如果说合租农舍的学生是身体受累，那家境贫寒、连租金都掏不起的走读生，过得更是如同煎熬。
他们没有住处、没有钱财，上完晚上的晚自习后，只能偷偷留在空荡的教室里过夜。
这是违规违纪的行为，一旦被门卫查到，轻则训斥驱赶，重则通报批评，影响学籍。
所以他们每一个夜晚都过得心惊胆战、如履薄冰。
每晚熄灯铃响、全校师生散尽后，他们才敢小心翼翼铺开单薄的被褥，蜷缩在冰冷的课桌上、板凳上。
夜里校园里稍有风吹草动、门卫脚步声传来，他们就会瞬间惊醒，心脏狂跳，浑身紧绷，随时准备收拾东西躲避检查。
天还未蒙蒙亮，所有人就要立刻爬起来，火速收拾铺盖、打扫痕迹，把教室恢复如初。
不敢有丝毫拖延，不敢多睡一分钟，生怕被早起的老师、门卫抓个正着。
为了能换来一丝安稳的过夜机会，这群学生咬牙凑钱，买了两盒上好的香烟，悄悄送给值班门卫。
拿人手短的门卫，自此夜里查岗刻意放水，对教室留宿的景象视而不见，他们才算勉强有了安稳的睡眠。
可自此之后，他们的二十四小时，几乎全部禁锢在方寸教室之中。
白天上课、自习，夜晚蜷缩过夜，没有休息空间，没有放松时间，日复一日，身心俱疲。
这群走读生大多年纪偏大，早已成家立业，身后背负着家庭重担、子女琐事、柴米油盐的琐碎压力。
一边是来之不易的大学学业，一边是压顶的生活重担，双重压力让他们寝食难安、日日惶然。
别人读大学是镀金深造、享受青春，他们读大学，更像是一场漫长的苦修，堪比坐牢。
他们每天熬时间、熬身心、熬精力，最大的心愿就是早点放假，逃离这座让人疲惫的校园，回家好好休整。
而最让人心酸的，还要数那些在广州投亲靠友的外地走读生。
很多人为了读大学，千里迢迢奔赴广州，投奔远房亲戚，以为能有个安稳落脚之地。
可七十年代末的广州，住房资源极度紧张，全城百姓几乎家家住房拥挤，没有一户人家有多余房间待客。
当时的广州居民，大多居住在单位集体宿舍，独门独院的套房寥寥无几，是极少数人的特权。
三代同房、三代同床是普遍常态，几平米的狭小空间里，硬生生架起三层高低铺，一家几代人挤在一起生活。
自家亲人尚且拥挤不堪、转身都难，哪里还有多余的空间，容纳一个远道而来的寄居学生。
寄人篱下的学子，既要忍受狭小拥挤的居住环境，还要小心翼翼看人脸色、谨言慎行。
不敢多吃饭、不敢多说话、不敢随意走动，日日拘谨、夜夜煎熬，其中的心酸委屈，无人诉说。
同样是大学生，同样是寒窗苦读数十载，只因一个走读身份，他们的大学生涯，便满是风霜、尽是坎坷。
而对比之下，靠着政策精打细算、靠着兼职逆天改命的林川来，纵然辛苦，已然是这群不幸之人里的幸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