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一回，每日耗费在路途上的时间，足足有四五个小时。
别人用来早读、刷题、复盘功课的宝贵时间，他全部消耗在了奔波赶路之上。
路途的辛苦，仅仅是第一道难关，校园内的求学条件，更是一言难尽、艰苦至极。
1978年，文革落幕，百废待兴，全国教育系统刚刚重启，一切都处于混乱整改的过渡期。
首都北京各大高校纷纷开设分校，扩招学生，弥补十年教育断层，贺春阳就读的清华大学一分校，便是时代产物。
他所学的电子技术专业，是当时国家急需的硬核技术专业，前途光明，可就读条件却简陋到极致。
所有高校分校都是临时仓促扩建，没有专属校舍、没有规整校区，大多是临时租借老旧校舍改造而成，硬件设施极度匮乏，办学条件捉襟见肘。
清华一分校整体规模不小，全校开设25个班级，每个班级定员40人左右，上千名学生在此求学。
可偌大的学校，空空如也，毫无名校风貌。
没有藏书万卷的图书馆，没有安静明亮的阅览室，没有锻炼健体的游泳池、足球场。
没有可供千人授课的阶梯教室，没有举办典礼活动的大礼堂，甚至连最基础、可供学生烧水热饭的食堂都没有。
学生的学习、生活、娱乐需求，几乎没有一项能够得到保障。
后期学校勉强挤出一间小屋，拼凑了少量书籍，搭建起简易图书馆，才勉强给学生提供了一点点学习资源。
可馆藏书籍老旧残缺、数量稀少，根本满足不了上千名学生的求知需求。
校园文体生活更是彻底空白。
除去开学一场简单潦草、十分钟结束的开学典礼，整个学期乃至整年，学校从未组织过任何文体活动。
没有运动会、没有文艺汇演、没有读书活动，学生的课余生活枯燥到极致，除了学习，再无其他。
全校唯一一次丰富课余生活的活动，还是学校多方奔走，租借了东城区教师进修学院的礼堂，才勉强举办了一场简单的舞会。
没有专属场地、没有配套设施，所有活动都只能外借场地，办学窘迫可见一斑。
最让学生头疼的，是专业实验课的严重缺失。
电子技术专业是实操性极强的学科，离不开仪器设备、离不开动手实操，可分校没有一间合格的实验室。
为了完成必修实验课程，学校只能组织学生集体往返清华本校，一趟路程往返就要耗费三四个小时，风雨无阻、次次如此。
每个学期的实验课，学生们大半时间都浪费在赶路之上，真正动手实操、听课学习的时间寥寥无几。
彼时整个教育行业都处于恢复期，十年动荡重创了教育体系。
各大高校师资力量严重断层、不足，教学设备老旧短缺，实验室仪器残缺不全，根本无法达到正常办学标准。
硬件缺失、师资薄弱，是全国高校的普遍困境。
雪上加霜的是，北京各大高校本就招生饱和、资源紧张，高考重启后，突然新增一万六千名走读生。
海量学生涌入，瞬间稀释了本就匮乏的教育资源，师资、场地、设备、床位全面告急，所有高校都陷入超负荷运转的紧绷状态。
面对极度紧缺的师资缺口，校方只能想出权宜之计，用特殊方式弥补教学短板。
贺春阳所在的清华一分校，坐落于北京东城区黄化门街道5号，原址是老旧的北京市第九十一中学，位置偏僻、交通不便。
很多资深老教师不愿长途奔波前来授课，到校任教的师资远远不够支撑日常教学。
为了节省场地、节约师资、容纳海量学生，校方开启了全新的授课模式。
学校专程邀请北京多所重点高校的知名教授，提前录制完整的教学录像，日常授课不再由老师现场讲解，而是通过校园闭路电视系统循环播放录像授课。
这种模式，既能节省师资人力，又能缓解场地紧张，勉强撑起了上千名学生的教学任务。
可弊端也格外明显。
冰冷的闭路电视屏幕，没有师生互动、没有答疑解惑、没有重点点拨。
教授们的授课内容，是按照顶尖在校生的基础水平设计的，理论深奥、节奏极快、晦涩难懂。
屏幕里的教授语速飞快、知识点密集，全程自顾自讲解，根本看不到台下分校学生的茫然与困惑，更无从知晓谁听懂了、谁掉队了。
贺春阳常常盯着屏幕，听得一头雾水，深奥的专业理论像天书一般，钻进耳朵、记不住、摸不透。
可即便授课方式枯燥生硬、学习难度极大，所有学生的学习劲头丝毫未减。
经历过十年动荡、错失十年光阴的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读书的珍贵。
他们深知这是唯一的翻身机会，是挣脱底层命运、改变人生轨迹的最后出路，每个人都拼尽全力，如饥似渴地抓取每一个知识点。
大学授课节奏，和中学截然不同，堪称天差地别。
大学老师讲课速度极快，知识点高密度输出，一节课的内容，堪比中学一周的课程量。
对于基础薄弱的老三届学生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大一上学期期中前夕，堆积如山的知识点、跟不上的授课节奏、晦涩难懂的专业理论，彻底压得贺春阳焦头烂额、身心俱疲。
成绩迟迟上不去的焦虑，日夜缠绕着他，让他彻夜难眠。
为了突破困境，他静下心来复盘梳理，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一是自身基础薄弱，中学阶段教育断层，文化课底子打得极差，很多基础知识都是空白。
尤其是英语学科，几乎从零起步，每天要花费大量时间死记单词、翻阅字典，进度缓慢、效率极低。
二是走读生的天然短板，也是最致命、最无解的困境。
在校生课后可以留在教室、宿舍安心刷题、复盘功课、查漏补缺，拥有完整稳定的学习环境。而走读生下课后，必须立刻赶路，大把时间浪费在通勤路上，回到家中嘈杂喧闹、琐事繁多，根本没有静心学习的条件。
家人起居、邻里吵闹、家务琐事，都会打断学习思路，一天下来，真正能用来自主学习的时间少得可怜。
这是贺春阳最无奈、最无力的窘境，也是所有走读生的共同煎熬。
为了弥补时间缺口，抢占学习资源，贺春阳只能把所有空闲时间都利用起来。
当时北京国子监的孔庙，改造为全城知名的社会公共图书馆，大殿被开辟成可容纳数百人的大型阅览室，是周边最优质的学习场所。
可优质资源，永远供不应求。
周边散落着好几所高校分校，数千名学生、无数科研工作者都扎堆在此学习，想要抢到一个座位，必须天不亮就赶来排队占位。
夏日尚且还好，顶多是烈日暴晒、闷热出汗。
到了寒冬腊月，北京的寒风刺骨凛冽，气温低至零下十几度。
排队的队伍长长一列，直接延伸到阅览室门外的露天街道上，无遮无挡、寒风直灌衣领。
贺春阳每天早早背着厚重的书包，站在寒风中排队等候。
他一边不停跺脚搓手、哈气取暖，抵御刺骨寒风，一边低头默念英语单词、背诵专业知识点，不敢浪费哪怕一秒钟。
日复一日、风雨无阻，他拼尽所有力气追赶进度，不敢有丝毫懈怠。
可即便如此拼命，先天的基础短板、后天的环境劣势，依旧难以弥补。
半个学期极致苦熬下来，成绩依旧不尽人意。
他所有科目分数几乎都没能突破八十分大关，多门专业课仅仅卡在及格线上，堪堪飘过六十分，多一两分都没有。
贺春阳自嘲地形容自己的成绩，全是超低空飞行，随时面临挂科风险。
旁人看着勉强及格的成绩，或许会觉得他不够努力，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早已拼尽了全力。
无数个日夜的苦熬、寒风中的坚守、通勤路上的奔波，常人难以想象、难以承受。
哪怕成绩平平、困境重重，贺春阳从未有过一丝放弃的念头。
他心里无比清楚，自己早已没有退路。
十年动荡荒废了最珍贵的青春，高考重启的机会来之不易，这是他跳出底层、改写命运的唯一跳板，哪怕前路再难、压力再大，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
他常暗自勉励自己，做人就要像蛤蟆垫桌腿，哪怕被重压裹挟，也要鼓着肚子硬扛到底，绝不低头、绝不认输。
除了求学条件艰苦，当时的校园生活保障，同样简陋到极致。
与走读制度同步推行的，还有学校的包伙制度。
因为没有自建食堂，学校无力保障上千名学生的就餐，只能推行校外订餐、送餐到校的基础包伙模式。
可对于绝大多数家境清贫的学生来说，付费配餐价格偏高，根本无力承担。
绝大多数学生只能自带干粮上学，每日三餐都是粗粮窝头、杂粮馒头，配菜清一色是腌制咸菜，能在咸菜里掺上几丝瘦肉，就已是顶配伙食，珍贵得舍不得吃完。
人人都在省吃俭用、苦苦支撑，物资匮乏、生活拮据，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常态。
从学习、住宿、通勤到饮食，全方位的资源紧张，贯穿了贺春阳的整个大学初期。
就连毕业实习这种刚需教学环节，学校也是举步维艰、困难重重。
当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刚刚复苏，能够接纳大学生实习的单位寥寥无几，岗位极度稀缺。
学校负责实习安排的老师，跑遍了北京全城，挨家挨户对接单位、反复沟通求情，用尽人脉、跑断双腿，才勉强为大部分学生落实实习岗位。
即便如此，最后仍有一个班级的学生，彻底找不到对外实习的对口单位。
万般无奈之下，这个班的学生只能留在校内，依靠仅有的简易器材，制作音频功率放大器，以此完成毕业设计与毕业实习任务。
没有专业场地、没有资深导师指导、没有一线实操经验，只能闭门造车，勉强应付学业要求。
七十年代末的求学岁月，没有光鲜的校园生活，没有优越的学习条件。
有的只是拥挤的蜗居、奔波的日常、清贫的生活、紧绷的人心，和一群不甘平庸、拼死翻盘的年轻人。
周仁的亲情冷暖、寄人篱下，贺春阳的风雨兼程、苦熬求学，是那个特殊年代无数学子的真实缩影。
他们在泥泞中前行、在困境中坚守，熬过旁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咬牙抓住时代赋予的唯一曙光，只为挣脱命运枷锁，奔赴全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