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前的里海西岸荒原，北风卷着盐尘和枯草在枯河两岸来回扫荡。盐尘是细的，像被磨碎了的骨头粉，落在嘴唇上咸得发苦。枯草被风连根拔起，在荒原上滚成一个个灰黄色的球，撞上土坎就散开，散成一把一把的碎草屑。枯河从红砂堡以北的盐碱台地中穿过，河床大部分已经干涸，只在最深处残留着一道细流，水面上浮着一层灰白色的盐壳，远看像一条冻僵在荒原上的铁灰色蛇蜕。
土库曼族长在红砂堡北门以刀刻下第七十七道深痕。刀尖刮过城门木头的质地时发出沙沙的轻响，木屑卷成细小的螺旋落在靴面上。他翻身上马，率两千骑沿枯河南岸东行。马蹄踏在盐碱地上，蹄铁与地面撞击的声音脆而尖，像在敲击一排排列不规则的石片。骑兵们在枯河中段的一处旧渡口停了下来。渡口的木桩大半已经朽烂，只剩下几根斜插在河岸上的焦黑残桩，是多年前某场战斗留下的。土库曼族长命人从随行的驼背上卸下一块红砂岩碑。石碑是用从红砂堡东面山坳里采来的整块砂岩凿成的，石质粗粝，表面被风沙打磨出自然的纹路。碑身正面刻着奥斯曼帝国的绿旗徽记，徽记下方是两行以刀尖直接刻出的字，笔画深而齐，像用刀在石头上咬出来的：“枯河为界，北属波斯，南属奥斯曼。越界者，以刀论。”
土库曼族长命随行骑兵在石碑旁燃起篝火，篝火用的是枯河两岸最不缺的梭梭柴，火舌舔着干柴，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他将波斯的金狮旗和奥斯曼的绿旗并插在石碑两侧。金狮旗是波斯使节上次来访时留在红砂堡的，旗面已经被虫蛀了三个洞，风从洞里穿过去，旗子便不太抖得起来。绿旗是新的，旗边被风吹得毛了边，但颜色仍然浓。他对围拢过来的头领们说：“波斯王的国书还在红砂堡挂着。可边界不是写在纸上的，是插在土里的。这块碑立在这里，枯河以南的每一寸盐土都是我们的。波斯人若认，就派使者来碑前歃血；若不认，就再派兵来。我们的刀还热着。”头领们以刀击碑，刀刃磕在砂岩上的脆响连成一片，火星四溅，落在碑面上滚了两下就灭了。土库曼族长在碑侧又刻下一道深痕，作为立碑的记号。
波斯王庭在收到石碑的消息后，内部争论更加激烈。主战派要求立即出兵，将石碑拔掉，把绿旗撕下来踩进盐碱地里；主和派则认为五万大军已丧，阿拔斯亲王已死，再战只会丢掉更多边地。波斯王最终做出了折中的决定：派一名王室宗亲为使，带着少量卫队到枯河石碑前与奥斯曼人歃血为盟，承认枯河为界。但暗中，波斯王命北方边地的守军加固城防，囤积粮草，准备在来年雪化后再做打算。
土库曼族长在石碑前接待了波斯使节。使节是一位年长的宗室，穿一身深蓝色长袍，腰间佩着银鞘短刀。他身后只跟了十名卫兵，马匹的鬃毛上还挂着从北方山区一路带来的霜。双方在石碑前下马，土库曼族长以刀割破自己左手食指，波斯使节以刀割破右手食指，将血滴入同一只木碗里的酒中。血在酒里散开，像两缕极细的红烟。两人各饮一口，木碗在双方之间传递了一圈。土库曼族长对波斯使节说：“你回去告诉王上，歃血不是软弱，是给波斯留一条活路。枯河以南的荒原，已经喝了太多波斯人的血。若再来，这片荒原还会喝。但下一次，我们要喝到伊斯法罕的城下。”使节面如土色，匆匆南返。他翻身上马时右手食指上的伤口还在渗血，滴在马的鬃毛上，被风吹成一道暗红色的细线。
土库曼族长在石碑前以刀刻下最后一道深痕。他望着南面荒原上波斯使节的背影逐渐缩小成一个移动的黑点，对头领们说：“纸上的和平，不如刀上的和平。这块碑能挡波斯人一个冬天，挡不了一辈子。各部回去休整，养马，补箭。明年春天，若波斯人不老实，我们就过河，把他们的边城一座座拔掉。”北风卷着盐尘打在石碑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有人在用砂纸一遍遍地打磨碑面。里海西岸的荒原在冬天来临前暂时安静下来。但枯河两岸的每一粒盐、每一块石头，都记得那些被血和火反复犁过的日子。风从北面来，把石碑两侧的旗帜吹成一团纠缠的布条，金狮和绿旗在风里互相撕扯，像两匹被拴在同一根桩上的马，谁也走不远，谁也不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