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七年的成都，春来得比往年早些。二月末，锦江的大风直往脖子里灌。岸上的柳条子刚冒了点绿尖，就被风抽得在水面上瞎划拉。青羊宫那边更闹腾，新春茶的香气和脚底下一踩一脚汁的烂泥巴搅和在一块，腥气，又热乎。
岳雷站在国子监的廊下，望着院子里的那株老槐树。树很高，枝丫伸到屋顶上方，去年的枯叶还挂在梢头，新叶已经在底下挤出来了。他想，这棵树大概比他爷爷还老，因为它长在国子监里，被「王化」养护着，不愁风吹雨打。
国子监的监生分了好几等。岳雷算是「恩荫生」。朝廷给他封了个「承务郎」的虚衔，名义上是「随班读书」，实际上不必参加科举。监里那些正经考进来的生员，看他的眼神总不对劲。探头探脑的，像是在看什么稀罕物件，又可能是嫌他晦气。
辰时刚过，岳雷已站在公府后院的石阶上，背完了今日的《论语》课业。祖母姚氏坐在廊下的藤椅上，手里捻着一串檀木佛珠，目光从他身上缓缓扫过，像在丈量一株刚移栽的树苗，看他在这陌生的土壤里，究竟扎了几分根。
「雷儿，」姚氏开口，声音不高，「今日国子监的课业，可都温熟了？」
「温熟了。」岳雷垂手答道，语气平稳，没有多余的起伏。
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大半年。岳雷十一岁，与祖母姚氏一同住在成都府东门外的鄂国公府。这座府邸是朝廷赐下的，门楣上悬着御笔匾额，「鄂国公府」四个字金漆耀眼，进出的仆役也穿得体面，逢人便说「太夫人安好」。可岳雷知道，这座府邸的每一堵墙都透着一种温柔的看守。街对面那家茶铺的掌柜，后院那口枯井，甚至厨房里那个总爱打听他课业的厨娘，都不必说破。
姚氏住在正院，每日晨昏定省，礼数一丝不苟。她比两年前在襄阳时更显老了些，鬓角的白发又添了几缕，但腰背依旧挺直，握着佛珠的手也依旧稳当。她极少提起台北的旧事，偶尔在深夜独自站在檐下，望着东南方向出神，岳雷看在眼里，从不问，她也不说。
岳雷每日卯时起身，先在院里练一趟岳家枪法，招式他早已烂熟于心，但使起来总缺一股子猛劲。枪是木头的，他也没有马骑。姚氏偶尔在廊下看几眼，不多评论，只在他收枪时淡淡说一句：「你爹在你这个年纪，已经能挑断碗口粗的树枝了。」岳雷点头，木枪落回兵器架时，他下意识活动了一下手腕。那动作已经很多年没有做过，却仍像练习过千万遍。
起初姚氏不放心，每日亲自送他到监门口，看着他进去了才转身。后来监里的教习孙先生劝她：「鄂国夫人，监里规矩严，不会有差池的。」姚氏这才不再送了，但每日早课散后，总有一个老仆等在监门外，手里提着一只食盒，里面是热着的粥和点心。
岳雷的课业比同窗多出一项：每日晨起，在祖母面前背诵一段经文。姚氏从前不识字，但嫁入岳家后，跟着丈夫岳和学了几年，认得些字。后来岳飞显贵，她愈发觉得「读书明理」是岳家门风，便请了先生教她读《孝经》《列女传》。如今她已能通读经文，虽然有些字还是念不准，但态度极为郑重。
「雷儿，今日背什么？」姚氏坐在堂上，手里捻着一串念珠。她年过花甲，头发全白了，但腰板挺得直直的，目光也不浑浊。
「《孝经·庶人章》。」岳雷站得笔直，声音清朗，「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他背得一字不差。姚氏听完了，微微点头，又问：「这章讲的是什么？」
「讲庶人虽然位卑，但若能善用天时地利，谨慎持身，节俭用度，便能养父母、尽孝道。」
「对。」姚氏站起身，走到他面前，伸手理了理他衣领上一条细微的褶皱，「你爹是朝廷的大将，你祖父虽未曾出仕，但也一生清白。岳家的子孙，不论将来做什么，都不能忘了‘孝’字。」
岳雷垂着眼：「孙儿记住了。」
姚氏不再多说，挥手让他去用早膳。岳雷转身走向后院，步子不急不缓，背影落在姚氏眼中，是一幅「少年老成」的模样。
早膳很简单：粥、一碟酱菜、半个煮鸡蛋。岳雷吃得很安静。粥已经有些凉了，他下意识把鸡蛋掰成两半，又停住动作。很多年前，台北的面包也是这样掰开的，只不过那时抹的是杏果酱。那时候他觉得这些很正常，现在回想起来，却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
国子监的课业繁重，与岳雷在台北希望小学学的那套完全两样。这里没有算学、物理、几何，每日只是经义、策论、史书，和无穷无尽的背诵与默写。
刚来时的第一堂课是辨音。先生叫起他，让他诵读《论语·学而》篇。他站起来，开口时下意识带着那种已经融进骨子里的尾音上扬，那是海风吹过基隆港的腔调，是台北街市上卖鱼阿婆的声线。先生也不打断他，只是等他把那段话读完，然后说：「岳雷，你坐下来吧。往后诵读，须得一字一句，咬准字音。」
他听懂了先生话里不曾说出来的那句：你说话不像我们这里的人。
他记得台北的小学堂里也有花，是罗菊先生在操场边种下的，叫不上名字，粉色的，花期很长。课间的时候，他会和同学们蹲在花坛边看蚂蚁搬家。那时候他还不必把每一句话都先在脑子里过一遍再出口。
那天夜里回到鄂国公府，他对着镜子练习了一个时辰。第二天早课，他再站起来时，已经把那种不属于蜀地的尾音压得很深了，几乎听不出来。先生点了点头，让他坐下。
成都行在这鬼地方，《论语》《春秋》都是其次。第一要紧的，是把舌头藏好。
课堂上，先生讲《春秋》里的微言大义，讲一字褒贬，讲「郑伯克段于鄢」的「克」字为何用得很重。岳雷记得在台北希望小学，罗菊先生也讲过这个故事，但她讲的是「兄弟之间的裂痕，是从很小的事情开始的」。她讲完会问学生：「你们觉得，郑庄公和共叔段，谁更可怜？」那时候他们会在课堂上争辩，有孩子说庄公更可怜，因为他一辈子都没办法真正信任任何人；有孩子说共叔段更可怜，因为他被自己的哥哥逼到了无路可走。罗菊先生从来不给他们标准答案。
但在国子监，先生给的答案只有一个：共叔段不臣，郑庄公不得不讨之。岳雷把这句话抄在笔记上，一个字不多写，一个字不少抄。他从不在想起台北课堂上那些亮晶晶的眼睛，那种热切、那种跃跃欲试如今隔得很远了。
策论是每旬都要交的功课。岳雷写得很工整，格式一丝不苟，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一字不差。他从不引用台北那几年读过的书，因为那些书在这里找不到来历。他只用《论语》《孟子》和朱子集注，只用先生课上讲过的例证。每次策论发回来，先生的评语都差不多：「文理尚可，惜少渊博之气。」这十个字跟了他大半年。
先生批了「少渊博之气」，他不敢问渊博之气是什么，因为他知道先生也说不清楚。那是一种这个人还藏着点什么，还没完全交出来感觉。
国子监的课程设置里有一门「格物」，先生是位须发皆白的大儒，讲雷电时翻开《周易》说：「雷者，阴阳之搏击也。阳气奋出，而阴气不能固，故震而为雷。」他说得字字铿锵，岳雷听得心头发痒，那句在舌根底下压了一整个秋天的话，一个没攥住就溜了出来：「先生，雷是云层里的电磁荷积累多了解放出来的现象……」
话一出口，岳雷心里就咯噔了一下。坏了。满教室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全钉在他死穴上了。
先生盯着他看了很久，久到岳雷以为他会问「电荷是什么」，或者「你从何处得知」。但先生只是沉默片刻，然后说：「岳雷，你坐下。」
那天晚上回到府里，岳雷坐在书桌前，把《周易》翻到「震卦」那一页。他知道自己说错了场合。在台北，那样说是对的，先生会点头，然后请他去讲台上画示意图。但在成都，在国子监，讲什么阴阳搏击。他在心里啐了一口。可在这地方，对的就是错的，错的才是对的。多嘴。活该被几十双眼睛当贼一样盯着。
祖母姚氏端了一碗银耳汤进来，什么也没说，放在桌上就走了。银耳汤晾在桌上，面上浮着两颗发皱的红枸杞。岳雷盯着那黏糊糊的汤水，舌尖底下莫名泛起台北希望小学那大锅红糖姜汤的辣气。那时候在基隆港边上喝汤，海风大，得两手死死捂着碗。他吸了溜喝了一口，甜得发齁。
又过了一个月，他在太学里的一举一动，已经有人记录了。他不知道那些记录长什么样，但他能感觉到：他在哪里坐着，跟谁说了话，借了哪本书，策论写了什么题目。这些信息被整理成纸面上的几行字，辗转经过某个书办的案头，最终抵达成都行在深处某扇紧闭的窗后。秦桧手下那帮握笔杆子的，哪用得着什么真凭实据。他们就等着他落脚、说话、借书。只要他人横在成都一天，就是给人留了个随时能捏的把柄。
他的功课还是那副不温不火的样子。策论拿不到上等，也从不是末等。先生评了「少渊博之气」，也不再追问。
今日国子监的晨课是辰时开始。岳雷到的时候，讲堂里已经坐了大半。他的位置在第三排靠窗，光线好，但春天风大，窗外柳絮飘进来，有时落在书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