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待安娜，不会亏待她的。不光我不会亏待她，小军也不会亏待她，咱全家都不会亏待她。她是我们冷家的大功臣，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我们供着她还来不及呢，哪敢亏待她？”冷志军说着，看了胡安娜一眼，眼神里有感激，有爱意，有一种只有两个人才能读懂的、默契的、心照不宣的东西在流动，像一条地下河，看不见摸不着，可它在那儿，一直在那儿，从没断过。
胡安娜被他说得脸红了，低下头去，假装吃鱼，不敢看他，也不敢看别人，耳朵根子都红了，红得像煮熟的虾。她夹了一筷子鱼肉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下去了，又夹了一筷子，又咽下去了，一连吃了好几块，吃得很快，好像怕别人看见她脸红似的，把脸埋在碗里，头都不抬。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气氛越来越热闹了。阿力克喝得脸红脖子粗的，站起来要给大家唱一首鄂伦春族的祝酒歌，呼延铁柱和巴特尔在样。阿力克清了清嗓子，扯开他那破锣一样的嗓子就唱了起来，歌词听不懂，是鄂伦春语，叽里咕噜的，像念经一样，可调子好听，粗犷，豪迈，像大风吹过松林的声音，像马蹄踏过草原的声音，像猎人在山谷里呼喊同伴的声音，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原始的力量和美感。
他唱完了，大家拼命鼓掌，把手掌都拍红了，拍得啪啪响，像下了一场暴雨。阿力克鞠了一躬，又倒了一杯酒，咕咚咕咚灌了下去，灌得满脸通红，红得像关公，摇摇晃晃地坐下了，坐下就靠在呼延铁柱肩膀上打起了呼噜，呼噜声震天响，像拉风箱一样。
巴特尔站起来，唱了一首蒙古族的长调，调子悠长，像草原上的风，一望无际的，苍凉得很，也辽阔得很，唱得人心里头空空的、满满的，又空又满的，说不清楚是啥感觉，反正就是好，就是好听，就是听了想哭。他的声音很好听，浑厚，深沉，像大提琴在低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一个古老的故事，故事里有草原、有马群、有雄鹰、有远去的牧人、有那些再也回不来的日子。
他唱完了，大家又鼓掌，这回掌声更响了，有人喊“再来一个”，有人喊“好”，有人喊“巴特尔你唱得真好”，喊声和掌声混在一起，像一锅大杂烩，啥味儿都有，可好听得不行，好听得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冷志军坐在那里，听着那些歌，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地膨胀，在慢慢地充满，在慢慢地溢出。他知道那是什么，那是幸福，那是满足，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只有活到了五十岁、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尝遍了那么多酸甜苦辣之后才能体会到的东西。那种东西不贵，可买不到；不重，可拿不动；不大，可装不下。它在那儿，就在那儿，在每个人的笑脸上，在每个人的歌声里，在每个人的酒杯中，在这间热气腾腾的堂屋里，在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在这片他爱了一辈子、守了一辈子、怎么也离不开的山海之间。
他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这回没干，只是抿了一小口，让酒在嘴里含了一会儿，感受那股热辣辣的、带着粮食香味儿的东西在舌尖上打转，然后慢慢地咽下去，感受它顺着喉咙流下去，流进胃里，流进血液里，流进四肢百骸，流进每一个毛孔，流进那一颗已经跳了五十年的、还在跳着、还会继续跳下去的老心脏里。
他放下杯子，看着窗外。窗外又开始飘雪了，细细密密的雪花从灰蒙蒙的天空中飘落下来，像无数只白色的蝴蝶在空中飞舞，翅膀扑闪扑闪的，慢悠悠地落在地上、树上、屋顶上、院子里的老杨树上、院门口那辆面包车上、停在路边那辆枣红马的马背上。雪落在哪里，哪里就白了，干干净净的白，简简单单的白，让人心里头也跟着白了、跟着干净了、跟着简单了。
五十岁了，半百了，一辈子过去了一半，还有一半在前头等着他。他不知道前面还有多远的路要走，还有多少山要爬，还有多少海要下，还有多少日子要过。可他知道，不管前面是什么，他都会走下去，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像过去五十年一样，不急不慢地往前走，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该停的时候停，该走的时候走，不犹豫，不回头，不后悔。
雪越下越大，雪花越来越密，天地之间白茫茫的一片，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地，哪里是山，哪里是海。可他知道方向，他知道家在哪儿，知道路在哪儿，知道该往哪儿走。因为他的心里有一盏灯，亮着的，从没灭过，从没暗过，从没被风吹灭过，从没有被雨浇灭过。那盏灯，是胡安娜点的，是冷小军点的，是冷潜和林秀花点的，是铁蛋、周大勇、胡大志、胡秀兰、阿力克、呼延铁柱、巴特尔、孙村长，是所有爱他和他爱的人点的，一人一点光，聚在一起就是一团火，一团烧不灭、吹不散、打不垮的火。
他站起来，端起酒杯，对着满屋子的人，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的，像钉子钉在木板上，钉在每个人的心口上。
“谢谢大家！有你们在，我这辈子，值了！”
所有人一起举杯，杯子碰在一起，叮叮当当的，声音在堂屋里回荡，在院子里回荡，在漫天的大雪中回荡，一直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传到山那边，传到海那边，传到那些他曾经走过、以后还会继续走的地方去。